文 | 杨早

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依然消一火的香港，宵禁中暮夜额外漫长。两位淹留在港的一又友无事可作念，只可在晦黝黑长谈恭候早晨。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东说念主、《光明报》司理萨空了，其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趁便谈到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萨空了的挂牵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心爱的《发蒙画报》：“这个画报灌注了许多科学知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东说念主种的分类，五大洲的花式，我齐是由该画报而知说念的……《发蒙画报》，在朔方是一个中国画报史中值得淋漓尽致的画报。”

令东说念主惊异的是，与他对话的一又友，知名民主东说念主士梁漱溟告诉他，《发蒙画报》的创办东说念主彭翼仲是我方的姻伯与发蒙老诚。小时候，梁漱溟确切目睹了每一期《发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萨空了大为感叹，他感叹说：“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留有浓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在体裁上讲，用普通翰墨，在报纸上叙述大兴味，他亦然开山内行，但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淡忘了！”（萨空了：《香港消一火日志》）

萨空了的感叹恐怕描写了一条阶梯图：《发蒙画报》对科学知识的提升——彭翼仲《京话日报》为代表的清末发蒙解析——公论疆土中心转变，彭翼仲的名字也“被淡忘了”，这恰是清末民初北京发蒙解析与公论疆土的变化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期间基本勾通于琉璃厂尤其是五说念庙一带。一九0四年，彭翼仲从儿童栽培发轫，渐及“开民智”与“开官智”，先后创办《发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此时的北京，称得受骗代报纸的，无非是日资的《顺天时报》（一九0一年创办），德资的《北京报》（一九0四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后者馆址在琉璃厂，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说念庙路西。相近的此前黄中慧创办的《京话报》（停版于一九0二年），设在琉璃厂工艺厂。而以京话日报馆为动身点，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原址，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巷子的京报馆，以及位于棉花头条的林白水旧居（《公言报》《社会日报》）。因此，绘图清末民初北京的公论疆土，当以琉璃厂五说念庙为中心。

二

琉璃厂五说念庙会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公论疆土中心，是清中世以后北京的文化理论决定的。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大工程，导致世界的典籍齐涌进北京，涌向琉璃厂。其时四库全书馆的服务方式，是把琉璃厂书店当成藏书楼来使用。

另外一个成分，是琉璃厂五说念庙紧邻韩家潭等驰名的八大巷子，再加向前门除外有多座戏园子，周边又连车平斗着五百多座会馆。书店、勾栏、会馆与戏园子，组成了咱们当天称之为“宣南士子文化”的主体氛围，也建构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众空间。近代报纸一朝变成，天然以此为发祥地。张恨水《春明外史》描写的报东说念主生存，即是这种空间里面不同部分（报馆、会馆、酒楼、勾栏）互相呼应的写真。

《京话日报》领衔的清末北京发蒙解析，也袭取了这一大众空间既有的理论与旅途，如茶楼发展出的阅报处与讲报所，由戏园子上演繁衍的发蒙演讲，包括由彭翼仲与其诞生勾栏的妾室段耘蓝共同倡议发起的济良所，齐与宣南大众空间的组成与特色息息连络。像本是教书先生的醉郭，庚子事变后酸心国是，自愿在街上宣讲圣谕，《京话日报》创办后，他又开动义务讲报。彭翼仲索性雇他当了《京话日报》的讲报员。醉郭无儿无女，死一火后葬在怡然亭，好多北京市民吊问他，视他为北京中基层社会的城市英杰。

而梅兰芳一九一四年搬演济良所新闻的《孽海海浪》，不但呼应新闻步地，紧贴市民生存，况兼请到了彭翼仲等当事东说念主到场，传闻连剧中被拐卖的某妓女齐潜往不雅剧。这出戏在北京上演的盛况，不错看作清末北京发蒙解析的余韵，也不错视为宣南大众空间的又一次资源整合。

从城市贬责的角度，《京话日报》发起的发蒙解析，濒临的恰是庚子之后，袁世凯从天津引入北京的当代窥伺轨制。不管是协巡营帮统杨钦三采取彭翼仲的建议，诞生济良所拯救被拐妓女，照旧外城巡警厅听从《京话日报》的倡议，奖励上演《女子爱国》的义顺和班一面银牌，以致彭翼仲在家门口被尽忠包袱的巡警拦住不让通行，齐反馈了清末新政之后，城市贬责者与公论界之间的新式关连。

三

当彭翼仲一九一三年从流配地新疆回到北京，试图严惩《京话日报》，他发现北京的公论疆土依然霄壤之别。疆土中心仍在宣南，但领头的报纸依然变成《群强报》，以刊登戏单供给民众文娱为特色。

一九〇四年如上海《警钟日报》赞誉京师“担夫走卒尽然有坐阶石读报者”，到一九一三年已不是簇新事，只是报业的下千里所以去政事化、文娱化为代价的。复刊后的《京话日报》不复往常风范，而紧接着是北洋政府对世界报业的全面打压与截止，史称“癸丑报灾”，至一九一三年底，世界出书的报纸仅剩一百三十九家，比一九一二年减少了三百多家，北京一百多家报纸仅剩下二十多家。《京话日报》绝不虞外被迫令停版，复刊只是好景不长。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一火后，《京话日报》再度复刊，一直办到一九二二年停版（一九一八年编缉梁济、吴梓箴接踵自尽后，由梁漱溟昆仲接手）。这段期间的《京话日报》，在北京的公论阛阓依然无法占据多大的份额。此时《群强报》《民福报》《民治日报》一类小报劝诱了中基层社会的眼神，而表层社会的文化理论，较前又有很大的不同。

当清末《京话日报》风靡京师之时，彭翼仲等东说念主着眼于发动中基层社会发蒙，但并不虞味着《京话日报》的影响力仅限于中基层社会。“京话”为居于诸民之首的旗东说念主理论语，其地位远非南边与文言相区隔的“口语”可比。彭翼仲以京话为敕令的两种报纸，齐受到满族统率者的关注，《发蒙画报》封面写上“进呈两宫御览”，西太后还曾遣内侍到《京话日报》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这份报纸。

参预民国之后，情形大变。南北议和获胜后，多数来自南边的新式知识分子涌入齐门，短短几年内，南边知识分子遍布京华，从大学校园到报纸杂志，从出书到栽培，确切全是南边东说念主的天地。而腹地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市民社会，则确切处在被忽略被瞒哄的景色。这方面的最佳例证，莫过于清末北京发蒙解析的首领之一梁济，入民元后透顶无法与南边知识分子换取。梁济曾两次求见梁启超，均被婉拒（《桂林梁先生遗书》）。

在一九一七年《新后生》移京之前，北京的公论疆土中心仍在宣南。主要媒体除了“日本东说念主学了中国东说念主语气”，但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东说念主我方不愿说的话”的《顺天时报》外，尚有老报东说念主林白水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办的《公言报》，同期创办的还有梁启超、蓝公武等“讨论系”主办的《晨钟报》（后更名《晨报》，馆址在菜市口巷子，李大钊为第一任主编）。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的北京公论界，可谓有报业以来的低谷期。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北京为政事中心，“公论倒置，说念德沉沦，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更有甚者，只是为出报而出报，“用他报之翰墨，换我方之报名，仅印一二百张，送给关连东说念主阅看云尔”（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多数报纸的界限也小得恻隐，举座职员不外“裁剪、仆役各一东说念主，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答复”（熊少豪：《五十来年朔方报纸之事略》）。其时北京报界流行用语，称剪子、糨糊、红墨水三样对象为“报之素”，又叫“新闻胆”，可见报业的朝不虑夕与萧疏退让。

四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后生》裁剪部移到北京（印刷刊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承担），由此变成“一校一刊”的勾通。一九一八年一月《新后生》四卷一号注销缘由：“统共撰译，悉由裁剪部同东说念主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这意味着北京公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同东说念主杂志模式。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每周批驳》创刊，与《新后生》承担着不同的时效与功能。确切同期，北大部分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潮》将受众下调至“有一定栽培过程的中小学生”，与《新后生》《每周批驳》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这三家刊物的裁剪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着眼社会公论的《国民》，提倡旧考究、反对新文化的《国故》（均由北大学生创办），《京报》独创东说念主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担任新闻学讨论会讲师，如斯一来，以沙滩为中心的公论新阵营成形，并与琉璃厂五说念庙为中心的旧公论阵营变成某种对峙的态势，标志着北京大众空间权利的分化与转变。

这种分化与转变不单是体现于空间与理论，更大的嬗替在于公论环境的裂变。戊戌变法之后，京师大学堂虽未磨灭，但存一火存一火，民国元年确切被政府因经费短绌下令停办，对北京公论环境莫得任何影响。反过来，民元之后，南边知识分子进京上学、任教、为官，与清末外官介入公论的方式也霄壤之别。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利戏园除外的世界，很少出当今知识阶层的眼中庸笔下。顾颉刚于一九二五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叹说念：“咱们所知说念的国民的生存惟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说念（至多惟有加上两种为了文娱而联带知说念的优伶和娼妓的生存）。”（《妙峰山》）张恨水更所以新闻记者的明锐，描写了民初北京的“两个世界”：“东西长安街，是北京最深广、有最娟秀的处所”，“头两天，下了一阵大雨，半空中的浮尘，齐洗了一个干净”。而走到德胜门外的穷人窟，则是另一番场所：地上是成堆的马粪，护城河里扑鼻而来的奇异的臭味，苍蝇乱飞的小茶铺，露天的厕所外浑水横流。“这一种脏象，确切不胜寓目。”这让本为“寻觅芳踪”而来的主东说念主公周秀峰忍不住恶心，大吐一场，直到被东说念主发现送回内城（《天上东说念主间》）；大族少爷樊家树第一次去天桥，也惊怖于臭气熏东说念主的大宽沟，沟里是黑泥浆和蓝玄色的水，摊上卖酱驴肉和羊肠子，“将一小张污烂报纸托着给东说念主”（《啼笑缘分》）。自后卞之琳用“垃圾堆上放风筝”来描摹北京，亦然准确地捕捉到了北京城市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即是我提议的“浮城”的主张：在“北京”之上重叠着“齐门”。东说念主在齐门，温顺的是政事风浪，天地大事，文化建立，表层角力；而住在北京的市民，雖然对国度大事不乏酷爱，但温顺的仍是亲身的体验。老舍手脚旗东说念主，住在相对“振作”的北城，他笔下的祥子和虎妞，也住在西安门内大街与北长街，但祥子和虎妞的生存与南城穷人差相仿佛。一九二八年后的北平褪去齐门的光环，某种真理上才重回好意思满的市民生存。即使因大学和文化机构广博被称为“文化城”，北平的城市公论精英化过程也远不如齐门期间。

五

《京话日报》始创的北京公论环境不错说是无出其右的。它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从下到上影响城市生态的传媒模式。此前康有为、梁启超级东说念主从《万国公报》到“奉旨办报”，齐是从上至下的传播，南边的发蒙报纸如《中国口语报》《安徽俗语报》《宁波口语报》等，也齐是发蒙精英从上至下的窜改讲话对付之举。民元之后，北京由南边知识分子创办的报纸，不管是《亚细亚报》《公言报》照旧《晨报》《京报》，连续的乃是晚清从上至下的传播模式，《新后生》《每周批驳》起而与之颉颃的，亦然这么一种模式，要点是对表层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

而以《京话日报》为代表的朔方报纸，要点当先在于与中基层社会的换取与互动，发蒙者的方针并不簇新，大齐是康梁等辈的余绪（彭翼仲清末曾加入强学会），但这一传统对市民的针对性是最强的。《京话日报》与《新后生》相通是哄骗报刊鼓舞社会文化解析，但前者发蒙理论如贴报栏、阅报处、讲报所、戏曲改造、济良所，齐是对北京的市民生存的改造。《新后生》《 每周批驳》则不管是反对儒教、王敬轩的双簧戏、对于《荆生》的大参议，包括以《公言报》为平台的林纾、蔡元培的往返书信，齐与市民生存无涉，而着眼于政事与文化的高层博弈。彭翼仲远戍新疆之后，《京话日报》传统断交，继起的《群强报》等小报，托赖《京话日报》创设培养的口语传统与市民采取度，风行一时，但践诺与发蒙并无关涉。

狭义的五四解析，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爆发的政事、社会解析，不错算是两种公论传统的持合。尽管胡适将之目为“一场灾难的政事侵犯”（《胡厚味述自传》），但也不得不承认，借助这场政事社会解析的伟力，一年之中，新增的口语报朝上四百种。在五四解析中，学生们组织的子民讲述团，以及自后出现的爱国十东说念主团，走向街头，向市民宣讲国度大事与科学新知，长辛店的工东说念主夜校，北大发起的民谣探询与“到民间去”的风尚解析，无不体现了《京话日报》提倡的“眼神向下”。而《群强报》《民福报》《民治日报》等小报，也开动关注五四解析的叙事与真理，两种公论传统在五四解析这一焦点议题上有所交叉汇合，天然并不代表北京的“两重世界”大致连成一派，但至少让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态有了变化与换取的可能。毕竟是在“垃圾堆上放风筝”，垃圾堆不单是放风筝的布景板，它不错成为风筝的基础与助力。

就像梁济之子梁漱溟我方，也可算是近代北京两种媒体传统融会的一个标识。他从小就读于彭翼仲创设的蒙养学堂，透顶莫得受过四书五经的传统栽培，中学毕业后在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兼裁剪，一九一六年末采取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师释教玄学。梁漱溟从五说念庙，走到了沙滩。

一九一八年父亲梁济自千里，亦然因为梁漱溟的缘由，《新后生》张开了对于“自尽”的参议。五四解析后，梁漱溟独持己见，发表《论学滋事件》，以为弗成以“国民公意”或正义性，秘籍火烧赵家楼事件背后的法律服务。一九二二年将主办的《京话日报》收结之后，一面宣讲我方的儒学心得，一面投身村治讨论与乡村建立解析，一九四0年，梁漱溟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独创东说念主之一。综其一世所要，念念尝试的，亦然“眼神向下”“从下到上”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一九四一年困窘香港的那些永夜里，梁漱溟念念到、谈及《京话日报》与彭翼仲，从晚清到民国的报业与社会，其感想念怎样？他自后说：“在中国改进问题上，我总以为中国革运说念动是爱国维新解析之一种疗养发展金沙巴黎人娱乐网，不以为是社会里面敌我矛盾的爆发；我总以为是先知先觉仁东说念主志士带领中国改进的，不承认是什么阶层带领；统共那些观点亦齐源于此。”（《回来门第与生平并试作搜检》）梁漱溟对峙毕生的理念解释，清末五说念庙为中心的公论环境变成的气韵，仍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陆续如缕。